广元古称利州，至于为何要改名为广元，皇泽寺博物馆内成碑于元朝至元二十六年（公元1289年）的“广元府记”碑详细记录了前因后果。

       按碑文记载，从公元1228年至1253年，蒙古军队一直以甘肃、陕西为后方基地，实行“游动攻击，攻城略地后又退回甘肃、陕西”的方针，保证了军队休养和军需供给。1253年冬，大汗蒙哥命巩昌路便宜都总帅汪德臣移屯利州，立利州治。汪德臣遂征调民夫并动员士卒修复利州、阆州城池高墙深沟，戒备森严，且耕且守，长期驻扎，为全面夺取四川建立了牢固的后方基地。

       1259年，蒙哥亲率大军围合州（今重庆市合川区）钓鱼城，7月蒙哥死于军营，是年冬，蒙军在利州建立“都元帅府”，“上（忽必烈）命以利州行利（四川利州）、（陕西两州）、褒（陕西褒州）、巴（四川巴州）、龙（四川江油）、剑（四川剑州）都元帅府事”。以利州为后方，保证军队休养和军需供给。

       1277年，蒙古军队基本平息了四川战事，元朝中央政府以《易经》“大哉乾元”之意，显示其“德威广播，疆土广大”，升利州为以治民为主要任务的“广元府”，撤销以作战为主要任务的“都元帅府”，改为“广元路”，辖绵谷、昭化县二县、广元、保宁二府和剑、龙、巴、沔四州。至此，利州改名广元，并沿用至今。

       1973年“广元府记”碑出土时，因年代久远，碑上仅“广元府记”四个大字较清晰，其他小字模糊难辨。后经广元市地方志办辗转从台湾某博物馆所藏《保宁府方志》上查到最早的“广元府记”碑碑文全文，并与乾隆及民国时期的《广元县志》对照订正，最终获得全文。

       四川日报记者 张庭铭 整理